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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从实践发展的线索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在这里，党的纪律与党的规矩就是两个并列使用的概念，纪不同于规，规不等于纪。应当从法理和政理上统一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调整规范对象统称为行为，但特殊情况下可称为活动，如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等等。毫无疑问，国家的有效治理（良法善治），不仅需要国家法律体系[14]和党内法规体系，此外还需要道德规范体系、政治惯例体系、行政行为体系、社会习惯体系、乡规民约体系、民间自治体系、其他软法体系等，否则就难以形成多元多层组合的国家治理体系，但是，法治体系概念为什么不包括党内法规体系以外的其他社会规范体系？按照法-法律-法律体系-法治体系的逻辑线索，既然法治体系应当而且可以包括党内法规体系，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否应当而且可以做扩大解释，从而把党内法规体系涵盖进去？ 4.是否区分广义和狭义法的概念。通过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比较，可以看出党内法规具有以下特征。二是两者的衔接既要有具体实体规定的衔接，也要有严格程序的衔接，使实体和程序都完全符合法治精神。

国家法律法规如此，党内法规、行政纪律等规范亦是如此。中共党员当然应是中国公民（在中国大陆之外的某些中共地下党员、白求恩等外国共产党员的特殊情况除外），但中国公民不一定是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只有8千多万党员，中国公民则有近14亿人）。这些译文都表达了某种法律群、法律的聚合体或者某类法律的存在形态，因而译文无论是法制法系法律体系还是法律制度，只要这些词在全文中保持译文的同一性，就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党内法规是由特定主体制定的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强制性、成文性制度特征的党的规矩，是党的规矩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党内法规制定主体与国家（政府）的相关机构共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如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等，具有党和国家的双重规范特征属性，对这种共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是称为党内法规，还是党国法规，或是其他名称，应当予以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换言之，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均有权制定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党内法规。

[2] 参见前引1，李林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1] 王岐山：《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应借鉴法学的立法技术、思路和方法，结合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的成功经验和实践需要，对党的规矩、党的纪律、党内法规等概念进行全面梳理，用党内法规形式对若干核心名词概念统一表述、统一界定、统一定位、统一分类、统一使用。换言之，实施党内监督是依规依纪进行，而不是依照党内法规进行，至少在名词上党内法规未被该《条例》正式使用。同理，当制度等于体系，体系等于制度时，往往也会成为叠床架屋画蛇添足的累赘。

党的各级组织的产生、组成和职权。党内法规的制定权限划分，除了上述六个方面专属中央党内法规的事项外，制定地方党内法规均可涉足。中国特色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轨迹，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指引下，紧密联系中国国情和党建实际，把党内法规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相结合起来，在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党内法规概念、发展党内法规理论和创新党内法规体系，以党内法规建设实践推进理论，以党内法规理论引导和发展实践，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内法规道路、党内法规理论、党内法规制度。[1] 参见李林：《科学定义党内法规概念的几个问题》，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4期。

在党纪方面，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要承担改组、解散违纪后果，对于受到解散处理的党组织中的党员，应当逐个审查。事实上，如果法学界还是坚持长期以来我国教科书采用的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的观点和逻辑，[11]坚持认为法具有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阶级性、[12]社会性、规范性等特征，那么，把其他那些非国家意志非国家强制的规范性文件戴上法的桂冠（如软法、党规党法、党内法规、习惯法、判例法、民间法等等，尽管这些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都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就需要对传统法的概念，乃至马工程《法理学》教科书关于法的定义做出全面修订完善，否则在法理上就不能自圆其说。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共和国的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由于党内法规具有政治与法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等不同层面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学与法学两个方面，并从政理与法理相结合的两个角度，才能深入阐释党内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或者转变为规矩规则制度等，表述为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等，以对应于依法治国而区别于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同时避免使用依法治党依宪治党等提法，从而导致党内法规概念被淹没。称为党章、准则、条例的党内法规由中央党内法规制定，称为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的党内法规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25]而党的纪律通常是由有权主体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唐人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曰：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此后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9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历程中，党内法规建设经历了曲折辉煌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9]以党章及其与时俱进地修改完善为党内法规建设的核心和基础，以党的制度、党的纪律、党的规矩、党的作风、党的道德、民主集中制原则等为构建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以政治纪律、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为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主要内容，以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制度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创制和发展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取向，以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衔接为处理党纪国法关系的基本原则，以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和系统化为全面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

[19] 参见前引1，李林文。《隋书?裴蕴传》载：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

但具体来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体现的意志主张，大致有两种情形。不是说非要家里出了命案才需要报告。

[21] 党的规矩也有广义与狭义的分别。[30] 前引29，弗里德曼书，第12页。

王安石《未复旧官光禄寺丞赵瑾改大理寺丞制》曰：尔造行不谨，陷於法理，比更赦宥，复序故宫。因为我国法律法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并经国家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条文化，故有些国家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必然是重合的、相同的。一方面，公民和党员、公民行为和党员行为有哪些联系和区别。根据党章的规定，党的中央组织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深入研究党内法规的法理必须思考和回答有关法的概念，党内法规概念的特定性，法法治法治体系与党内法规概念的有机统一，以及是否区分广义与狭义的法等问题。（二）党内法规的法理 在我国，法理一词早已有之。

对问题严重的，就要打手板、敲警钟，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该纪律处分的纪律处分。[8]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求是》2015年第1期。

例五，认为法律制度是由立法制度、执法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公法、私法、社会法、国际法等构成的制度体系。李大钊《国情》曰：以新约法为物，无吾侪管窥法理之馀地。

采取明列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七种法规形式的立法技术，既从形式上表明这七种党内法规立法形式的某种层级或范围的不同，又从实体上作了一定意义上的立法权限划分，使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有章可循。南宋陈亮《书后》曰：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党内法规作为执政党的行为规则，具有制定主体的特定性，适用范围的普遍性，基本功能的规范性等基本特征，[10]是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年10月8日。

中国由于不采用西方罗马法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理论和标准，而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理论和划分标准，因此在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法律制度，是法律制度的规范化和条文化表现形式。[20]中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细化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和纪律要求，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与时俱进。

党内法规与法和法治的某些交叉或者共性特征，必然关涉传统法理学的某些根深蒂固的重大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关于党内法规制定主体的规定。

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党纪[23]国法遵纪守法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国法高于党纪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等。国家法律法规是人民依法治国、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依据，适用于国家和社会范畴的一切社会主体，是人民意志的国家化、法律化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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